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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医和西医的百年战疫

2020-02-02 10:25:00 浏览次数:635

导读 : 文 | 虫二双黄连的药效还没落实,网上已经卖到断货,北京中医药管理局、上海药物所和武汉病毒所的联合背书,让中成药在2003年的洁尔阴之后又火了一把。加缪说过,疫病ldquo;是一个狡诈、顽强不退的敌

(原标题:中医和西医的百年战疫)

中医和西医的百年战疫

文 | 虫二

双黄连的药效还没落实,网上已经卖到断货,北京中医药管理局、上海药物所和武汉病毒所的联合背书,让中成药在2003年的洁尔阴之后又火了一把。

加缪说过,疫病“是一个狡诈、顽强不退的敌人,它是一个老谋深算的组织者”,人类很难占到上风,尤其在现代医疗体系建立之前。

我们对比早期西医和中医的两位标志性人物,就能看出,在预防方面,双方对付大规模疫情的办法都不多。

合信(Benjamin Hobson)在《西医略论》中总结了3条经验:

1、病之传染于人,盖因病者屎溺污及衣服,坐卧处邪气沾人;

2、不令患者聚集一处,以免传染;

3、疫者死后,房内宜烧甘松、硫磺、苍术等物,以避疫气,数月后方可居住;

明朝著名科学家方以智在《物理小识》中介绍了两条。

1、时气一行,阖门相染,以草绳度病人之户,屈而结之于壁,则一家不染;

2、入疫家,以麻油涂鼻中,既出以纸燃取嚏,则不染;

合信(Benjamin Hobson)算是中国最早也最有影响的西医,1847年10月他在广州创办惠爱医院,系统性发布了多本专著,是医学领域“西风东渐”的代表人物。至于方以智,学贯中西,知识储备牛到什么程度,稍微学过历史的都知道。

中医和西医的百年战疫

合信的主要著作

两位宗师在时间上有代差,但他们的防疫手段都是极普通的措施,合信的遣词造句还能窥见明显的中医影响,尤其用了大量“气”字,这与国人“六气为病,乃中医最精之学”的认知颇为接近。

至于诊疗,双方撕得就比较厉害了。

疫病大多伴有发热症状,合信认为“热病初起,汗不出宜用逼汗法”,具体办法是“热水浸脚”或以“被褥数层裹身出汗”,如果是内热,就用巴豆油、水银散、大黄等药物催吐,如果是头热,就用“冰块按头顶”,以“冷水浇身”,以“酸醋水洗身”等等。

这些观点很有代表性,但中医并不认同,清人唐宗海在《医经精义》一书中就反驳,“西医见热病,即以冰置胸前,外被冰阻,热反内攻,为热毒伏心而死,现下香港疫症,为西医十治十死,皆此之故也。”

近代名医陈存仁也自曝过弃西医改学中医的经历:

“在南洋医科大学苦读一年,对医学基础渐有认识,不幸在暑假中我患上了伤寒症,就请大学中一位老师治疗,但是西医治伤寒并无对症药物,只是要我静卧四星期,吃葡萄糖和维他命C而已,不料病势越来越严重,后来家人力劝就诊于孟河丁甘仁先生,只连服了5天中药,热度竟然退清了。”

中国历代医书对解毒防疫之法多有记载,如《素问》的小金丹方,《肘后方》的屠苏酒、岁旦饮,《千金翼方》的太乙神明丸,《外台秘要》的断瘟疫硃蜜丸等。

由此可知,在尚无特效药的年代,中医的经验主义和民间验方对症状的遏制有时还胜过西医,这是事实。

当然有些方子今天看来相当后怕。

如晚清名医陈虬在《瘟疫霍乱答问》一书提到桃叶、石榴皮、马齿苋、川椒、苦参、小蓝、穿山甲、獭肉、地龙、水银、雄黄等等都是很好的杀菌药。

其实不少存在毒副作用,有些现在被证明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新冠病毒有染。

1911年东北鼠疫时也有中医献上验方,得到官方嘉纳,说是“用红纸捻照前后心窝,见有红点,即用针刺破,挑出肉内红筋,可保无事。”

到了清末民初,西医的话语权便得到两个因素的加强:

从防疫上说,中医的“五行”、“六气”、“阴阳”等理论,相对玄学,被证明不易在公共卫生层面落地施行。

从诊疗上说,技术进步使人类认识了病毒和细菌,对疫病患者的救治开始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。

中医对细菌和微生物并非全无了解,中国最早的科学杂志《格致汇编》在1881年发表过一篇名为“人与微生物争战论”的文章,称“西医言猪肉内多有小微虫,人食其肉体,内亦生此虫”,但与列文虎克或巴斯德的科学论证不同,经常有特别本土化的解读。

例如章太炎因为《庄子·齐物论》中有一句“乐出虚,蒸成菌”,便断定“夫人心之乐,发于空虚,而能蒸成有形之菌”,实际庄子是一种哲学语境,表面咏物,实则写人,泛指现实世界的变化无常,玄幻不真。

章太炎将其具像为一种中国人能理解的学术概念,进而展开推论“微生菌者,远西近代所发明也,旧时只言微生虫,则中土亦有之,按诸书言五尸者,尸即虫也”。

这个考据很牛,但明显是志怪小说看多了。

技术进步加大了中西医的对立,双方的交锋随之激化。

1921年国民政府在名医余云岫等人推动下通过“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”提案,试图以行政力量废止中医,其中最根本的一条论据就是中医的“阴阳、五行、六气、脏腑、经脉,皆凭杜撰,全非合实”,按照余云岫的说法,中医“以为疾病之原,皆由风、寒、暑、湿、燥、火六气而来,此皆幼稚时代之言论”。

中医和西医的百年战疫

如果这个论断成立,那中医的灵魂就被掏空了。

中医对此采取三种回应模式。

首先,部分中医开始说服西医接受“气”与“病”的原理。

著名的温病学派就认为“西医不言气化,以传染病为瘟疫,不知天气为病,亦能传染,如风热咳嗽,其气由鼻入肺,病气相传,西人误以为肺疫,不知风能生虫,乃气化之常理,风去虫自绝,风不去则久咳成痨,此非地气为病不能杀人”。

还有的从症状入手,试图找到中西医理念的对应关系。

出身同盟会的名医杨则民对舶来文化有一定接触,在所著《潜庵医话》中,就强调西医的细菌与中医“湿”的概念有共通之处。

“西医好言细菌,而中医好言湿,湿与细菌实有相似之处焉,…中医概以利湿清热毒之剂治之,西医细菌以显微镜知之,…是由细菌与湿,殆有相当之关系也”。

另外一些人基本接受了细菌、病毒的存在,但认为中医应该坚持自己的理论体系,不能动摇,也就是洋务派所谓的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。

表现出来就是物化技术进步,“病菌之说,必有打倒之一日,而六气之论,无时焉可破者也。”把解剖视为奇伎淫巧,“西医视人如器物,纵解剖极细,何能攸往咸宜哉”?否认显微镜等器械的作用,“镜能显微,不能穷变,剖视脏腑,已非原相”。

医学评论家陆士谔认为,“凡是一种学术,必有其根据地,必有其立脚点,此点丝毫不能迁就,丝毫不能通融,假使必以迁就西医学说勾入时,立案论证,满纸发炎细菌,则根据尽失,立脚毫无”,这代表了不少人的观点。

名医恽铁樵也觉得,“中医一旦研究细菌,势必要连带研究血清注射,果然切实做到,已是完全西医,无复国医本来面目”,后来傅斯年讽刺中医改革“改无可改”,原因在此。

1935年曾有一桩公案,暴露了中西医的严重对立,就是中国报业之父戈公振之死。

戈是老报人,爱国记者,九一八后曾冒死深入沈阳北大营揭露日军侵华真相,深受国人爱戴,彼时他访问苏联归来,身体不适,入住虹桥医院,医师黄秉琦、梁福莲初诊是疟疾,复诊为盲肠炎,交医生董某手术,耗时仅1小时,情况乐观,但此后病情突然恶化,宣告不治。

死因扑朔迷离,但戈素信西医,临终仍嘱好友邹韬奋,“把遗体交医院解剖,供医学研讨”,由此引发了中西医的激烈论战。

西医程翰章解剖发现戈氏死于7种败血症病菌和18种并发症,中医陆士谔认为这个结论“云中捉月,雾里看花”,坚称此病“就是我们中医之暴感风寒,如何会死,就使不延医服药,煎一二付午时茶,吃了也会好的”。

由于当时人类对疾病的认识极为有限,双方皆无切实论据,所谓辩论实际上是基于不同知识体系,牛头不对马嘴的隔空互喷。

发生这种情况,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有一定关系,学者钱穆曾说,“太抽象的偏于逻辑的思想和理论,在中国不甚发展,中国人常在活的直接的亲身经验里去领悟”。

这当然对中医有利,因为中医本质上是经验和效方的总结和升华,但争吵很快超出医学范畴,连公众人物都不得不出来站队。

民国元老于右任就笃信中医,宣称“我一生都看中医吃中药”,史学家陈寅恪则说,“宁愿让西医治死,也不愿让中医看病”。

对中药的态度也趋向极端,明人张介宾的《景岳全书》提到福建香茶饼的成分包括沉香、白檀、儿茶、粉草、麝香、冰片等,口含有防疫作用,西医也觉得可能“比口罩更方便而实用”,而著名的洋务派人物吴汝纶完全否认,坚称“中医之不如西医,…故景岳诸书,尽可付之一炬。”

虽然如此,中西医最后还是不可避免的进入缓慢融合的过程。

晚清学者丁福保编纂《丁氏医学从书》时,曾确立一条标准,“凡古方之可用者则存之,以保国粹,凡西药之可以中药相代者,则代之,如不得已之时,非西药不能奏效者,则不得不用一两种以补中药之所不足也。”

这被视为中医勉强接纳西医的肇始。

坚定的恽铁樵也看到中医的硬伤,就是中药处方常能发挥奇效,但由于无法科学阐述作用机理,只能停留在验方的阶段,不能上升为系统理论。

清末民初,剑桥毕业的南洋华侨伍连德用西式检疫制度和西药消灭了造成5万多人死亡的东北鼠疫,最终创造了一个中西医融合的契机。

中医和西医的百年战疫

后来的著名中医张赞臣在总结经验时明确承认,“此病(鼠疫)为祸最烈,应以预防为主,万一感染,尤宜以西药施治,旧有方论,存之以备参考可也。”

这意味着在疫情爆发的特殊时期,中医基本退出了防疫战争的第一线,让人尤其遗憾的是,历史上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曾经非常高效。

乾隆时期马戛尔尼使华,他和助手斯当东一边看到大部分清朝民众面黄肌瘦,衣衫褴褛,一边也注意到天津郊区松林间的坟茔,“把死者安葬在距住宅相当远的地方,比欧洲人谨慎,欧洲人把死者安葬在城市中心,容易腐化感染,也不卫生”。

相比之下,欧洲自中世纪以来一直脏乱差,BBC纪录片《肮脏的城市》就描述了当时的伦敦,由于公厕很少,大家都习惯了在街上方便,每个清洁工一天要运出6吨“翔”,BBC为了测试这个工作量,曾经“人造”了1吨出来,结果大家光是看看就崩溃了。​

中医和西医的百年战疫

清末刊物《格致汇编》也提到,“英国大镇名立发埔(利物浦),阴沟不通,臭恶之气甚多,每年因此死者万余人”。

反倒是中式公共卫生系统独具特色,尤其是城市给排水系统领先全球,汉代长安城方圆36公里比同期罗马大4倍,各种明沟暗渠总长超过35公里,并建有昆明池调蓄雨水,唐律规定“穿垣出污秽者,杖六十,出水者,勿论”,极为重视粪便和生活垃圾的处理,宋代汴梁的地下管网更是发达,陆游的《老学庵笔记》提到,“京师沟渠极深广,亡命多匿其中,名曰无忧洞”。

但这套系统到庚子国难的时候已然衰败,刘半农曾经采访过晚清名妓赛金花,后者回忆:“北京的街道那时太腌臜了,满街屎尿无人管。洋人最是嫌腻这个,便下了个命令,叫住户各自打扫门前的一段,倘有一点污秽,查出来是先打后罚,他们这种办法固然太厉害些,可是北京的街道却赖以洁净了许多。”

至于一般老百姓倒觉得这是苦役,《仲芳氏笔记》就有这么一段记载,“各国界内不准在沿街出恭,……偶有在街上出恭,一经洋人撞见百般毒打,近日受此凌辱者不可计数。”

这也是近代中国疫病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,学徒出身的医学家范行准就指出,近代中国人仅有消极的个人卫生思想,而没有积极的公共卫生思想,可谓一针见血。

所幸中医及时跟上了时代,一个明显的迹象是中医语境的革命性变化。

1924年张锡纯写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,提到樟脑的功效,“通活周身血脉,尤善消除毒菌”,前半句是典型的中医术语,后半句就是洋为中用了。陈邦贤编纂的《新本草备要》是一本中医著作,但在“黄连”条目下,释文为“对细菌有抗生作用”,要知道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写的是“降火燥湿”,《丁氏医学丛书》是“健胃止泻”,虽是一句之差,但其中况味已经大不相同。

以往中医排斥西医倡导的检疫隔离,后来也逐渐认同。

恽铁樵曾经认为,“西国之方法,炎肿则消炎,有菌则杀菌,传染则讲隔离,讲清洁,但其愈病成分甚少,多数结果不良。”

罗燮元甚至攻击隔离制度“惨无人道”,“中医对于大疫,从初起到严重,历代都有成方,又何必如西医之手忙足乱,检之验之,隔离之,聚物于室而焚毁之,甚至有断绝交通,禁止来往,……非西人过于迷信科学之过耶?”

这些妙论放在疫情肆虐,多地封城的今天简直是笑料。

当然形势比人强,1935年中医黄国材总结预防传染病的经验时,就不再提什么天人感应了,只是总结了三条。

一是维持康健,这可以理解为增强个人抵抗力;

二是严行清洁,但凡沟渠厕所,撒入石灰,杀灭臭虫,扑灭鼠族,病人卧室,宜用硫磺,闭门久薰,用过衣物,沸水洗涤等;

三是设传染病收容治疗所,凡有传统病之疑者,均令送入治疗。

回首审视,当年的所谓中西医之争更像是一种文化涅槃。

钱穆说过,“东西文化孰得孰失,孰优孰劣,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,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”。

2010年,有人曾把类似的难题抛给钟南山,他的回答相当得体,“我不喜欢讲中西医结合,因为很难结合,但中西医可以并举发展”,这大概是公允之论了。

屠呦呦从葛洪《肘后方》“青蒿一握,以水二升渍,绞取汁,尽服之”的记载研究出拯救2亿人的青蒿素,已经证明了中医走出虚无缥缈的玄学世界所能产生的惊人潜力。

​对公众来说,能治病的就是良医,能救人的就是好药,能把口罩分给最需要医院的,就是好红十字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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